转载自“BIE别的女孩”公众号，原文链接见阅读原文。
原公号编者按：“代孕” 这个话题每出现在话语场，必是一场风暴，也应如此。代孕无论作为个人实践还是行业链条，其中权力关系、生育伦理，以及女性境遇的种种问题，都需要不断的挑战和讨论才可能渐渐明晰。我们在风暴中却没有能全然参考的 “罗盘” —— 以往的经验和理论只能选择性借用，却不能完全解释如今意义上的 “代孕”。而现在，耽美创作和男同成家，也进入了这场辩论，使之更加复杂。怎么去思考这一切？
已经有很多有力的反代孕批评，我们不想重复。像往常一样，我们希望能够贡献一些别的角度，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考，而这种企图的前提是你愿意接收新的角度和思考，而不是急于扣帽子。
唉算了，我还是直接说出来吧：这篇文章并不是在 “洗白” 或者支持代孕 —— 如果都说成这样了还要故意来撕，不送。
最近，广州一机构涉嫌面向 LGBT 群体的商业代孕项目，经微博曝光引发轩然大波，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代孕浪潮。在这场浪潮中，男同性恋的代孕行为成为了批判焦点，而以男性同性情欲为创作主轴的耽美文本，也被推上风口浪尖，部分著名耽美作者因既往作品中含有代孕情节而被要求修文。
我们首先要强调，代孕产业往往存在对女性（尤其是底层者）不同程度的剥削。第三世界、乡村的底层女性因经济压力不得不通过代孕来供养家庭，这种 “被自愿” 却被商业逻辑美化成 “机会” 和 “希望”。而监管缺席的地下商业代孕更是各种非人化待遇的温床 ——隔离甚至软禁、低下的医护水平、婴儿 “不合标准” 的后果，代孕妈妈承担着极大的健康风险和心理压力，得到的是不符比例的回报。即便是非商业的利他代孕模式也潜藏问题，“礼物馈赠”、“姐妹情谊” 等看似平等友好的措辞，可能成为背后并不对等的交易关系的掩饰。因此，对于代孕严厉的批评不但必要而且亟需，这是改善现状的最直接途径。
Transnational Reproduction: Race, Kinship and Commercial Surrogacy in India 人类学学者对跨国代孕产业的研究但是，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探讨眼下这一波反代孕浪潮：当我们在反对耽美文本的代孕书写时，我们反对的到底是什么？是对代孕议题态度模糊的耽美作者、是寻求代孕的男同性恋，还是那些使代孕产业屡禁不止甚至蓬勃发展的深层社会结构？当我们从保护女性出发，一刀切地反对一切形式的代孕时，是否在无意之间使另一些群体的处境更加艰难？ “反代孕” 话语延伸到耽美圈，这并不是第一次了。2018年9月和2019年12月，国内两次对同性婚姻的讨论中，一些耽美爱好者受到部分极端男同志的歧视言行，和对性少数的社会偏见影响，对现实中的男同颇为反感。不少人声称要将耽美小说中的同志形象与现实中的同志区别看待，并以 “纵容代孕“ 为由，反对现实世界中的同婚合法化。而这一次则更进一步，用现实来规范文学，将耽美小说中 “代孕” 相关的书写作为批判的对象。代孕情节在国内耽美创作中并不鲜见。现实向耽美作品中，男男伴侣无法生子，代孕作为一个便于解释的叙事策略被广泛应用。而过去耽美作者和读者并不了解代孕问题的复杂性，对于代孕的情节设置也甚少深究。最近的反代孕浪潮爆发以来，Priest、淮上等作者先后对过往作品中的代孕情节进行改动或解释，明确表达对代孕的不支持。淮上表示会将2012年的作品《离婚》锁文大改。《离婚》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架空现实中，主角靳炎与蒋衾的儿子黎檬是由熟人代孕而生。随着二人感情的加深，靳炎放弃了延续自身血脉的机会，只向医疗机构提供了伴侣的精子。可见，代孕原本是不可缺少的一处情节设置，改动会对情节有很大影响。一名号召#反对一切形式的代孕#，并积极推动改动（过往）耽美作品的女权大V表示，淮上等作者应粉丝要求公开表态、锁文修改的举动，与某些态度模糊的作者相比较 “高下立现”，“其他作者再不改，那就是人品有问题了吧，提名 sqc 和 ftyx”（注：原微博已删除），并携众多耽美读者向水千丞、非天夜翔等耽美作者施压，要求作者明确表态批判代孕、修改原文。如开头强调的，代孕产业确确实实存在剥削问题，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代孕在耽美作品中是不可书写、或者是必须被批判的呢？首先，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微博用户认为，耽美作品对读者的价值观有形塑作用，因此耽美作者在创作时必须谨慎考虑其社会影响。但是耽美真的需要承担教化的责任吗？耽美作为一种女性情欲想象的投射，受所处社会环境与作者观念的影响，文本的风格与内容都在与时俱进地变化着。但随着网络管制的收紧，耽美作品的题材与尺度不断遭到阉割，所承载的情欲幻想也日益变得温和而 “安全”。时至今日，耽美作品中的作者甚至会因 “没能背负起教化读者的责任” 而被批评，会被读者要求修改内容，以传递更正确的道德观念。诚然，耽美作品有一部分年龄较小的受众，但如何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责任在父母、在学校、在社会，不在于创作者和耽美文本。正如我们都知道不能倚赖言情小说获得情感和性的知识，而是应在现实中开展情感和性教育，我们也不应一味要求只是作为情欲想象文本的耽美小说承担传递关于代孕的正确知识和态度的责任，而是应在现实中开展关于代孕的方方面面的讨论 —— 对耽美文本的代孕情节批判可以是这种讨论的一部分，但批判的态度，并不等同于以道德/人品为名对文本作者们作出上述的施压和胁迫。这样的施压让我们再度看到了在创作空间日益收窄的情况下，耽美创作自由的问题。自227 “敬创作自由” 以来，我们以为 “创作自由” 是耽美文化圈已达成的共识—— 作者拥有塑造作品并自我表达的权利，肆意将公权力引入只会打压整个亚文化圈的生态。但是在一片 “其他作者再不改，那就是人品有问题了吧” 的呼声里，耽美创作者的表达并不自由。除了道德绑架和舆论施压，这样的话语还暗示着 “举报” 的行为倾向和可能性。人的观念是不断变化的，最近被批评的代孕耽美作品发表时间较早，反映的是当时的观念和知识程度，并不应当承担回应未来价值取向的责任。耽美作者自愿更改过去的文字以反映当下的认知固然无可非议，但是举报盛行的环境下，作者的修改、解释、撤文，无法判断是否也是一种 “被自愿”。对创作的批评和对创作者的整风之间，隔着一条细微但并不难看到的红线。我们经由思考，展开的批评和讨论，未必会触线，但按下 “举报”，只会释放出话语间徘徊的公权力幽魂。这次反代孕浪潮中，著名原耽男同作者非天夜翔成为集中批判与抵制的对象。批评者截取了非天夜翔在《幺儿》、《飘洋过海中国船》、《图灵密码》等多部作品中的代孕情节，认为他 “多次宣扬甚至歌颂代孕”，是其 “繁殖癌” 的 “真情流露”。尽管一些女权大V和耽美粉丝一再对其隔空喊话，要求他表态和删改，非天本人却并未对此做出回应，这更进一步激化了反对者的愤怒。作为原耽圈中罕有的男同志作者，非天夜翔对国内同志圈的现实生态以及代孕操作显然比一般的女性作者更加熟悉，其笔下的代孕情节也更加具体细致。比如，其作品中多次提到代孕的具体价格，以及代孕前后的具体问题（比如假结婚、落户）；还提到许多男同志在代孕和领养之间倾向于代孕，希望要一个长得跟伴侣或自己像的孩子，又因为担心国内代孕产业不保险而倾向于选择一些代孕合法的国家。
这些情节十分贴近国内男同志代孕的现实状况，批评者也认为他在知情的基础上却 “美化” 代孕，反映了他支持代孕的态度，更认为这些描述可能使年轻读者对代孕产生错误的印象。然而，作为以男性情欲为主轴的创作类型，耽美作品的魅力之一便在于它呈现了人生境遇的多样性，为读者开启对不同世界的观察。尽管耽美创作和读者以女性为主，投射了女性情欲，但耽美书写与现实依旧是相互映照的。许多耽美创作中的代孕情节，恰恰折射出男同性恋者在中国渴望生育后代而不得的现实困境，也是同志社群中真实存在的实践。那么，这些欲望与实践应该拥有被肯定、被书写的空间吗？再以淮上的《离婚》为例。由于蒋衾的精英父母反对儿子和黑道世家的靳炎往来，更无法接受两人的同性关系，无奈之下蒋放弃了前程、被逐出家门，与靳私奔，白手起家。十多年来，蒋与父母形同陌路 —— 这成为他内心无法愈合的创伤，更使其十分珍惜、渴望亲情。而这也构成了两人寻求代孕生育后代、组建家庭的重要原因。尽管情节虚构，但主角的经历却有其真实性。说到底，同志为什么急切地渴望生育？为什么对代孕有巨大的需求？这与同性恋者在一个以异性婚家制度为主导、视生儿育女为 “正常” 的社会中所遭受的排挤与压力是分不开的。不必提同性恋，大龄单身者也面临同样的来自家庭、同辈、社会的差别性待遇。再者，在一个社会保障不健全，而由个体家庭承担养老责任的社会里，无人养老的担忧也是许多同志焦虑的来源。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同志对传宗接代延续血缘存在执念，但这也应该被放在一个从观念到法律都极其重视血缘的父权社会文化中理解。也有不少人认为，同志想要孩子可以领养而非代孕。但我国现实是，单身/未婚人士极难成功领养到孩子；若同性取向被发现，领养更是无门。图源：NBC News 《Same-sex parents challenge stereotypes in China》，photo by Jason Lee/Reuters file
而在反代孕的浪潮中，这些真实存在的欲望、困境与实践通通被毫不留情地批评和否定，甚至不被允许有态度模糊的书写空间。有不少批评者认为 “男同性恋就不该有后代”，“选择了同性爱人便应当承担后果，做好绝后的准备”，但仅仅因为一个人选择了同性伴侣，便被认为理应承受这一系列压力、焦虑、担忧以及差别待遇，这跟主流异性恋社会认为 “同性恋就是咎由自取” 有什么区别？更重要的是，将反代孕批判的矛头指向男同性恋及耽美创作，无疑是将同性恋的行为放大检视或特殊化处理，强化已有的刻板印象（如“男同是繁殖癌”，“男同不尊重女性”），现实中的异性恋代孕客户却成功隐身。事实上，强调生育情节的言情作品浩如烟海，男女主角阖家美满是标准的完美结局；而当故事置换为男同性伴侣通过代孕生育宝宝，读者态度却千差万别。这恰恰反映出我们以异性恋为中心的生育想象。相较于异性夫妇的生育，同性伴侣对生育手段的寻求就天然丧失正义性吗？否定同性恋者对生育的渴望与实践，是否在默认、巩固了这种异性恋中心的生育制度？当你骂出 “繁殖癌” 的时候，这包括你身边的异性恋已婚已育朋友吗？代孕市场的大部分客户是异性恋夫妻，为什么是其中占少数的同性伴侣得到更多的骂名？区别在哪里？如果我们认同，视生儿育女为 “正常” 的一整套社会文化结构是代孕产业得以蓬勃发展、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那么反代孕话语批判的核心焦点，应该是生殖中心主义，而不是同性恋。非天夜翔广受诟病的情节之一，是《飘洋过海中国船》的番外中对于主角在美国代孕的细致描写。文中提到，由于父母在传宗接代的问题上比较传统，两名主角因此 “商量许久后，决定要个孩子”。有批评者认为，文中的代孕描述体现出对女性的不尊重，但细读文本，我们认为并非如此。代孕女士名唤玛丽亚，这也是代名，医院机构不会留下任何担任自然子宫的母亲的联系方式，以免未来引起任何可能的亲情纠纷，酬劳与手续费分两次付清，展家出了钱请人代孕，她接下来了，仅一份工作，就这么简单。但陆少容清楚知道，怀孕与分娩并不是拿钱能买的，虽然她只为了金钱，但从人性角度来说，怀胎辛劳付出，生下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孩子，是件痛苦。展父似乎也明白这点，他们大部分时间会到医院专设的疗养别墅去探望孕妇，陪她说话。陆少容甚至提议把她接回家，但医院不允许，展扬反而去得比较少。玛丽亚的脸色十分苍白，挂着一瓶药剂，笑道：“你先生来了，去看看小宝贝吧。”玛丽亚报以一个宽慰的微笑，展扬意识到了什么，朝她诚恳地说：“谢谢你。”玛丽亚微笑道：“你们的资金解救了我家里的困境，应该是我谢谢你们。”陆少容摘下帽子，认真说：“谢谢你代替我承受了作为一个母亲的痛苦。”玛丽亚笑了起来，柔声道：“还没有结束，一个合格的母亲还要辛苦十六年，接下来就都是您的烦恼了。”
这段被批评者概括为 “代孕妈妈含泪感谢高价代孕的基佬夫夫”，但主角与代孕妈妈的互动显然更为复杂。男主角并非不尊重代孕妈妈、只将她视作生育工具，而是认识到对方在这场 “交易” 中承受的痛苦，有意识地陪伴她，并郑重地表达了感谢。作者对于商业代孕和代孕妈妈的处境并非没有尝试进行批判思考。然而，一些微博在吐槽这段情节时，却只截取了孕母分娩时的场景描写：*注：非天在前文中有交代，主角觉得儿子女儿都无妨，更希望是儿子的原因是期待有一个长得像爱人的孩子。原本有复杂铺垫的情节被截取出其中最 “震撼” 的一段，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这种断章取义的批评，如何再造了男同性恋 “繁殖癌”、重男轻女、压迫女性的刻板印象，想必不用赘述了。可为何会这样呢？一些男同志不尊重，甚至歧视女性的情况的确存在，但如果对同性恋群体一概而论并因此施以攻击，那不啻于再造了针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偏见，和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更重要的是，若 “反代孕” 和 “反歧视” 成了对立，我们就掉进了某种内耗的陷阱。 “所有的压迫都是相连的。” | 图源：TheRevolutionaryAct在这一波反代孕话语中，从对女性的剥削，到要求耽美作者表态、否定同志的生育渴望，再到强化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甚至以此为由反对同性婚姻 —— 或许批评者并非有意，但这些话语滑坡令人不安地呈现出某些与压迫共谋的倾向。我们需要自察，在反对某些压迫的时候，我们是否不自觉地（再）生产了另一些压迫？正如女权主义者要求男同志反思性别红利和对女性的剥削，女权主义者也需反躬自省是否束缚了创作者表达的自由，是否加剧了对同志群体的歧视污名，是否巩固了异性恋生育权的相对 “天然” 性。当然，你可以说 “当男同性恋选择代孕，他们就从结构中的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不值得同情。但问题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庞大且无孔不入的结构，用加害者/受害者的二元思维审视其中的边缘社群并不公平。我们在不同身份中、维度下，都在某一时刻成为过 “加害者”（比如当你请了收费低廉的保洁阿姨，你大概心里清楚，你是在利用体系剥削她的劳动力，她的劳动应该值得更多）。不论是耽美爱好者、女权主义者还是同志，都是主流社会的边缘者。我们从不是彼此的敌人。我们应该共同抵抗的，是把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奉为圭臬的社会制度，而不是那些在阴云笼罩下挣扎求生、渴求幸福的人们。